绿色生产和消费法律制度如何构建(2)

叶林: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决心要治理生态环境,但实现绿色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这里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不仅仅是纯粹的法律意义上的含义,它既包含法律规范,也是对未来方向的指引。

一般来说,法律包含一些行为规范,甚至有些法律涉及非常具体的行为规范。比如,对污染物排放的禁止或限制、对企业减排指标的规定等,这从法律规范上为我们提供了依据。另一方面,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也指引了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比如,我们如何将绿色生产与消费融进未来的城市规划、城市建设等方面。

记者:应该说,我们国家早就开始关注生态文明建设、推进绿色生产,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,例如贵州省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补偿财政策体系。同时,我们也通过了一些基本法律、部门规章,例如2002年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。

刘俊海:在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,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。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环境保护法、水污染防治法、大气污染防治法等。在资源保护方面有森林法、草原法、矿产资源法、土地管理法等。不过,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,这些法律法规在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方面存在一些漏洞。其中问题在于,一方面是执法部门的力量不足;另一方面,有些法律存在不精准、不系统、不全面的问题。

当然,目前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,但就直观感受来看,法律的落地、行政执法与企业守法方面还有一定差距。

良法善治是关键

记者:十九大报告已经为我们明确了“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”的任务,完成这项任务,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?

刘俊海: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方面,应该在“良法善治”两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。

良法方面,首先就是要完善生态文明保护的法律体系。一是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升级改版,例如有些法律还残留着对企业社会责任考虑不周等问题。二是要制定新的法律。比如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绿色生产与消费,可以制定专门的“绿色生产和消费促进法”。

其次在政策层面,国家发改委的宏观调控政策、财政部门的财政政策、央行的放贷政策等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,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。比如有些企业购买先进的设备对污水进行处理以后再排污,怎么奖励这些企业?应当通过减税、免税的方式,让这些有责任感的企业不吃亏。

善治方面,需要各个部门相互配合。第一,在执法层面,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,真正做到规范执法、文明执法、透明执法。第二,要加大对企业的教育力度,让企业真正树立呵护生态文明、建设美丽中国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。第三,人民法院在推进绿色发展的法律制度上也应该大有作为。对于涉及破坏资源环境的案件,应该贯彻开门立案、凡诉必理的原则,真正做到快立案、快审理、快判决、快执行,确保每一个涉及生态文明的判决都能经得起法律、社会、历史的检验,确保每一个涉及生态文明的判决都实现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政治效果、道德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
叶林:推进绿色发展,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,其中涉及政府部门、企业和个人等不同的层面。

政府部门层面,首先在于制定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并执行,其次要在推出产业政策、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引,比如为了鼓励环境治理推出税收政策、补贴政策等。

对企业来说,目前我们正处在传统制造业转型期,转型过程中的竞争非常激烈。企业如何摆脱野蛮式的增长方式、如何对待生态环境,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比如以前某些企业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,其中包括对环境保护、生态文明促进方面的贡献,未来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加入,向公众展示和表达自己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工作,这样也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。

从个人角度来讲,我们每个人既是环境保护的受益者,同样也是贡献者,因此我们要遵守基本的生活文明规范。除此之外,社会组织和高等学校也可发挥作用。例如从意识形态启迪的角度出发,思考可以给生态文明建设做些什么。


(责编:谷妍、邓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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